上述生活极为富裕的高收入群体，显然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“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”。如果这一部分人是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，率先由穷变富的，当然是一件好事。我们并不一味追求均贫富，而是要求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、公正、合理，要求最大限度地缩短贫富差距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但差强人意的是，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了，可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占全国人口的比率，至今还不到1%，而他们却占有70%以上的社会财富。相反，90%以上为建设国家付出艰辛劳动的中国人，仅占有30%的社会财富。他们微薄的人均月收入，与央视几位女主持和其他央视主持人20万左右的高额月收入（尚不包括他们的特殊津贴、奖金和出镜化妆费）相比，尤其是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亿万富翁的巨额资产相比，少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。据　12月1日　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报道，日前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，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。以2300元的扶贫标准匡算，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有1.28亿（尚未包括因国营企事业改革而失业的数千万“　4050”　城市贫民），占全国总人口(除港澳台)的近1/10,比2010年底的2688万贫困人口增加了1亿多。全国大约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仍在贫困线以下。另有资料显示，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%，全球排名159位，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，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。

　　水满则溢，物极必反。可以说，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，主要是由于某些行业和某些群体的经济收入过度扩张的结果。虽说目前的两极分化尚未严重到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程度，但也确实到了“富人一席酒，穷人半年粮”的地步。对此，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指出，“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，我们就失败了…”；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，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”。（《邓选》第三卷第111页《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》）这，也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。甚至连近期在华尔街游行抗议的美国青年，都奋起高呼“我们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大众，而我们无法继续容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富人的贪婪与腐败”的口号，更何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大众，就更无法继续容忍同样的贪婪与腐败。　　

　　弊端之二，离谱的高收入有悖于社会主义机会均等的按劳分配原则。

　　曾记得，工矿企业体制改革伊始，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口号叫“上岗靠竞争，收入凭贡献”。这句口号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宗旨和机会均等的按劳分配原则。也就是说，谁想得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岗位，谁就得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具有更强的工作能力和更高的真才实学；谁想获得比他人丰厚的收入，谁就得对企业对国家做出比他人更多更大的贡献，付出比他人更多更艰辛的劳动。一句话，“竞争”、“贡献”和“按劳分配”给予每一个劳动者的机会是均等的。然而，现实中那些获得超高月薪、年薪、奖金、补贴等收入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，并非都是由他们所付出的高于他人的劳动量、劳动价值及其对国家的贡献所决定的，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，是由他们所在的一些特殊的垄断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。说得具体一点，是由这些行业所垄断的得天独厚的权力、权利及其所产生的财力资源所决定的。有道是“日进斗金”，钱赚得多来得快，当然就有条件发得多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由此可见，这些特殊行业进行社会财富的初次和再次分配，压根不是根据机会均等的按劳分配原则，而是根据一种扭曲变相的“赚得多分得多”的按”资”分配原则进行分配的。比如说，以央视为龙头老大的广电行业每年收入的巨额广告费，便足以支撑其工作人员的高收入待遇。据报道，2012央视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会的预售总额创下了18年最高纪录，为142亿，较去年增长15亿，再次跑赢GDP。专家认为，“央视招标十八载，已经由‘经济晴雨表’变成‘豪门盛宴’”。所以说，这样的超高收入是“离谱”的，是既不公平也不公正，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。如此这般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机制，甚至已经突破了“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”这一传统观念的底线。